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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勃兴是2017年国内电视荧屏最大的亮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内各大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推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数量超过50档，其中既包括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也包括一些地方卫视推出的优秀节目，如湖南卫视的《儿行千里》、江苏卫视的《阅读·阅美》、北京卫视的《非凡匠心》等。这些节目为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当代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然而，另一个问题也同时出现——即使在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口碑和社会影响力日趋走高的情况下，其收视效果仍远远无法与娱乐类综艺节目相比，收视压力给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长期发展设置了现实困境。如何把博大的中华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下生活，并且找到恰当的电视化表达方式，已经成为摆在从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文化类综艺节目在2017年的大爆发不是没有原因的，政策调控为文化类节目的兴起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乐正传媒研发咨询总监彭侃说。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创作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2017年7月，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要求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挖掘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制作播出更多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的文化类节目”。

　　但随着《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节目火爆荧屏，越来越多的“跟风”节目也纷纷涌现，各种主打“朗读”的节目和“大会体”节目出现在各大电视台，观众对这类节目的审美疲劳也开始出现。

　　“文化类综艺节目创新最难的就在于，它不像娱乐类综艺节目那样有很多国外成熟模式可以借鉴，另外，文化类综艺节目对观众的文化和教育背景是有一定要求的，不像娱乐类节目那样具有先天的亲和力。”一位文化类综艺节目制片人说，“但所有文化类节目都面临的困境在于，电视台对节目的收视率考核是很残酷的，在有的电视台，出于对广告收益的考核要求，收视率排名靠后的节目会被直接拿下，一些文化类综艺节目则难以幸免。”

　　业内人士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要走出同质化、低收视的困境，首先还是要在内容和形式创新上有所突破，让人们印象中“高冷”的文化真正具有观赏乐趣，让观众产生共鸣和参与感。“比如《国家宝藏》就用大众较为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视角解读国宝，做到了既有史有据，也生动有趣。”彭侃说。

　　另外，专家也指出，现有的文化类节目在内容上仅限于字词、成语、诗歌等文学类文化类型，内容开掘上较为单一，有待于对更宽的文化类型范畴进行开掘。

　　近期央视四套推出的《环球影迷大会》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节目以来自世界各国的电影爱好者为主角，设置多个竞赛环节考察选手们的电影知识，通过激烈的竞争彰显电影文化的魅力以及中国电影的美学体系，展现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巨大成就。

　　节目中，影迷们来自世界各国各行各业，代表着不同的年龄层次：“50后”阿姨张磊晶被影迷们称为“移动的电影百科全书”，从小就爱看电影的她，退休后索性把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院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也因此成了电影资料馆的名人；23岁的刘奕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硕士，他从2008年开始收藏自己看过的电影票根，到现在，他收藏的票根已经超过1000张；意大利小伙子杨力2009年来到中国，娶了中国妻子，爱上了中国文化，一起看电影成了夫妻俩经典的约会方式……

　　“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和世界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功不可没。从观众的角度来做这样一期节目，传播中国电影文化，在央视四套这个国际平台释放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既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也是非常有文化意义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

　　彭侃还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在节目模式的创新上也应进一步发力。“成功的综艺节目无一例外都有层次分明而简洁的节目模式，文化类综艺也不例外。节目中，必须要有标志性的视觉元素，构成受众的记忆点，例如《诗书中华》里的‘曲水流觞’舞台，《世界听我说》里的金字塔排位和360度环形舞台等。”

　　此外，不少从业者还表示，电视台在对节目的考核方面应摒弃收视率单向度标准，尤其对于文化内涵高的电视节目来说，节目热度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蓄积，节目的文化影响力也是收视率难以衡量的。因此，科学、综合的电视节目考核体系亟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