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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验看，房产税是各国通行平衡财富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外地方税收最主要税种，地方政府支出、公共设施和福利都靠房产税来维持。

　　此前，财政部长肖捷发文《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到：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房产税再度成为当下“热词”。

　　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一种工具，以解决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房产税是以房子为载体，征税原则一般是对财产持有人进行征收。

　　税收的目的是削富济贫，防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房地产是我国目前增长最快的财产，全民炒房已经使房产变异为一种财富转移的手段，恰如十七世纪初的“郁金香泡沫”——当投机以财富转移的方式替代了财富创造，危机也将显现。

　　倘若忽视这一点，泡沫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三十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货币超发和贬值共存，加之投资渠道狭窄及政策托市，造成楼市繁荣的假象。除上述因素外，人口和土地供给是房价上涨的客观因素。人口流动性增大导致需求抬升；但作为供给端的土地，则受制于指标限制。供需双压之下，房价数年持续抬升，价格上涨致使热钱源源不断涌入楼市，房产附加价格不断抬升，由此出现调控“越调越涨”的怪圈。

　　从国外经验看，税收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运作的有效方式。去年，加拿大为抑制外国人炒房，多伦多温哥华等市对外国买家额外征税，立马遏制住炒房风。

　　事实上，房产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平衡财富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外地方税收的最主要税种，地方政府的各项支出、公共设施和福利都靠房产税来维持。

　　比如，美国房产税的收税主体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根据各自预算需求情况来确定税率，而且预算应征收的房产税与房屋计税价值总额每年都有变化，因此房地产税率每年也相应变化。房价估值越高的地方缴纳的税收就越多。房产税缴纳越多，当地民生项目品质越好，安全系数越高，一些优质学校、医院多集中在高档小区周围，人们因此反而更愿意向多纳税的小区靠拢。

　　不仅如此，征收房产税能变相给企业减负。企业是财富创造者，而房产是对财富的享有。如果征收房产税，税源补充之下，征税压力或不必过多集中在企业身上，政府可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也有助于增加社会财富。

　　事实上，笔者以为我们可以借房地产税扭转对企业征收增值税的思路。当前，不管企业赚钱与否都要交税，税收集中于企业，造成其痛感强、压力大的现象。对比之下，大量投资客拥有多套房产、占据资源，持有成本为0，甚至出现“企业家干不过炒房妻”的现象。此前民间投资下降迅速，恰是税收调节功能值得反思之处——某种程度上，征税对象的划分上出现了偏差。

　　总体而言，随着对“房住不炒”的回归，租赁住房、共有产权等政策的推进，楼市生态在趋于健康发展。而在调整宏观结构的同时，如何有效抑制高房价带来的次生效应？利率等金融端所难以解决的财富再分配问题，又将如何得到弥补？笔者以为，房产税是个可供参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