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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代表团的奥运征战史上，绝大部分精英运动员来自于“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这套人才培养系统，对于“野路子”的体育培训机构来说，距离“培养奥运冠军”的目标似乎有些遥远。

　　不过，随着体育培训业的快速发展，“民间高手”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在一些项目上，“野路子”培养出的选手已经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然，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行业，体育培训业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还未强大到能够取代体校系统的程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培养，训练手段和设备不断升级，民间体育培训机构培养运动员水平的“上限”，也有希望不断被刷新。

　　2015年，在第十四届广东省运动会击剑比赛中，深圳队取得了2金1银3铜的不错战绩，而这支深圳击剑队的48名队员中有45人来自民间体育培训机构万国国际击剑运动中心，这些高水平的“业余选手”，让“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不再那样泾渭分明。

　　除击剑外，棒垒球、冲浪、攀岩、冰球等人才储备不算充裕的项目，也已经开始尝试将目光转向民间培训机构，期待借助社会力量扩材范围。

　　冲浪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设比赛项目，但国内体校系统很少有冲浪专项人才的培养，因此，在组建国家队时，社会力量成为了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四海说：“冲浪作为一项时尚运动，是从大众体育中发展起来的，为备战东京奥运会，我们正在培养、储备优秀的冲浪选手，并组建队伍，但组建国家队不会再局限于传统的建队模式，而是将动员社会力量，通过企业、市场、俱乐部，把这项运动先发展起来，包括带动与冲浪有关的系列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助推国家队建设。”

　　事实上，早在2004年，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队就和湖北省体育局签约，代表湖北场地障碍马术队参加包括全运会在内的国家级赛事。而从冰球等项目的选拔实践来看，在“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苗子，如果有合适的土壤，这些苗子将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巨大的人才库。

　　东方启明星在精英篮球人才培养方面定下了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把1000个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打球，100个进入NCAA（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10个进入职业联赛。”优肯篮球也已经成功输送了几名有潜质的球员到美国边读书边打球。

　　虽然很多项目已经向前跨出一步，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培训机构向高水平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能力依然偏弱。

　　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主要来源，体校系统依然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支柱。不过，由于较早开始大强度的专业训练，“无法兼顾训练与文化课”是体校学生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也导致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体校。针对体校“招生难”，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编了一个顺口溜：“学校不放、家长不让、孩子不‘想’，出口不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体校“招生难”导致的体育人才塔基萎缩在某些项目上已经有了反映。据中国举重队女队主教练张国政介绍，天津全运会的女子举重是“近几届全运会水平最低的”，究其原因，人才库的萎缩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传统的路越走越窄，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模式也势必会经历一个转型期，一方面需要传统体校破除“重体轻文”的固有印象，吸引更多生源，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培训机构全方位提升训练水平，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竞技体育尖端人才，弥补萎缩的传统体育人才库。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表示，需要打开“体制外”向“专业队”输送人才的出口，这样就会极大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储备的问题，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

　　钟秉枢说：“我们看体育不能光看体育圈自己的体育，一定是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那么既然是大背景，我们的选人用人就不能局限于原有体育系统的运动队，或者现在的职业队，应该放开所有社会组织，只要把比赛形式构建好、比赛体系构建好，公平地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参赛就好。”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刘扶民也表示：“现在家长们不愿把孩子送到体校，如果很多苗子都是在校生，一边训练一边学习，既可以为国家减轻负担，也能促进文化素质提高，更能理解教练战略战术，我认为将来会有很多运动队跟俱乐部共建。”

　　“国家队等优秀运动队的选拔，除了体校以外，要包括学生、俱乐部会员，要放在一个大平台上同场竞技，这个对社会是个鼓励。”刘扶民说。

　　构建一个开放式的选拔系统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赛”，对于体育培训机构来说，将催生一片“蓝海”，而对于体制外运动员来说，进入国家队，也将成为现实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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