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2MM收集各类信息

　　在国际教育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出国留学作为国际教育最主要、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备受关注。如今，面向新时代，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新一代中国学生，国际教育又呈现出很多新维度。留学热的背后，实则应有冷静思考，从国际视野把脉留学的现状与趋势，亦为中产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了理性空间。

　　11月28日下午，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分会场，《财经》V课特别策划了“年度高峰对话”——国际教育新航线，学美教育集团董事长张恒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熊易寒，就海外留学的本质与实务，以及国际教育体系与理念的差异等问题，与《财经》V课主持人进行了2小时的深入探讨与分享。

　　会上，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观念一再纳入讨论范畴，关于“要不要出国留学，何时出去最适合”也有方法论，张恒瑞认为，出国留学的家庭决策不应盲从，要根据孩子自身素养、职业规划、家庭实际状况量体裁衣，“量力而行，不应勉强”是关键词，其中有“度”的把握，亦有规律与技巧可循。此外，教育更是一笔人力资本投资，如何看待、衡量其投资收益，这也在论坛上激起深度的讨论。

　　从1978年到201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到458.66万人，数据再创新高。目前，中国已然跃升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关于最近十年“留学热”高烧不退的内在驱动力，张恒瑞认为，一方面，到国外留学的签证通过率逐年提高，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留学的签证通过率基本上是95%以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增多，“更多的留学生不再把出国留学变成移居海外的方法，而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读书，拓展国际化视野。”

　　本场嘉宾熊易寒从美国经济以往十年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观点补充。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费用高昂，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大学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需要招收更多的国际留学生来弥补资金上的不足。随着留学生比例的迅速增加，留学市场逐渐形成一个兴盛产业，从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留学服务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整个留学市场规模超2500亿。

　　留学热潮，也曾发生在中国台湾。在台湾享有“留美教父”之称的张恒瑞，从1997年开始在台湾做美国留学咨询，有着20年的留学顾问经验。对1997年之后的台湾留学热潮，他介绍，当时台湾海外留学的主力军来自于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主，这些家庭有强烈的愿望与资金实力送子女去国外留学，接受更多元的教育。此现象，对今天大陆的“留学热”亦有相似性与参考价值。

　　出国留学的主力军，其用户画像如何？有何共性特征？当年台湾留学热潮的家庭基本为中产及其以上阶层的群体，目前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的主力军亦定格在中产阶层。

　　熊易寒对这一部分群体有特别的观察与研究，并著有相关书籍，他认为，从客观方面，中产阶层的界定主要有三个衡量指标。第一，职业。如中高层公务员、以及大学教授、医生、律师、企业管理层等。第二，收入。不过，这一指标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标准。第三，房产，中产阶层通常拥有自由住房。从主观方面来说，“中产阶级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其最为关注两件事情，房子和孩子。”

　　熊易寒认为，虽然中国所有阶层的家长对子女教育都满怀期望，但由于中产阶层本身的特性，使得其对子女教育尤为看重。首先，就是中产焦虑，担忧自己所处的阶层下沉。“中产是一个相对社会地位不那么有安全感的阶层，体现在子女教育上，就是希望子女能够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地位或者向上层迁移，他们不太能容忍子女在学业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宁愿采取更大的成本，逃避在国内的失败，接受国外更为专业、完善的知识体系。”其次，中产阶层有相对不错的收入，有能力对子女教育进行各方面投入。

　　除此之外，从心理层面，由于很多父母都经历过国内的升学体制而走向成功，因此当他们在面对子女教育问题时，往往会思考是否让子女再去重复他自己走过的路，是否还有其它的更优途径。

　　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任何投资都会考虑投资回报率。从出国留学的投资回报率来看，根据以往的部分案例，似乎要低于预期，无论是就业还是薪资水平都不容乐观。根据智联招聘与CCG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其中认为收益大于成本的占36.3%，认为收益小于成本的占27.3%，两者出入不大。面对这一情况，张恒瑞强调送子女出国留学要“量力而行”。

　　熊易寒也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行为，“而既然是投资，就要受到市场的影响”。根据 CCG的海归报告调研情况，海归回国的就业满意度低，近七成的海归第一份工资远低于期望，平均薪酬与国内学生并没有凸显出极强的竞争力，且专业不对口现象在这部分群体中同样明显。媒体对于“留学花费超百万，毕业月薪仅有6000元”的现象，也曾报道称之为“失落的海归”。

　　对此，熊易寒的观点是，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加以及与国内名校与国际名校教育水平差距的缩小，短期内海归的优势并不明显，因此进入职场初期起薪低是正常现象。但是，从长期来看，有能力的留学生，其投资回报率会明显增长，因为另有其他综合评估因素。

　　此外，对于留学教育投资的收益，除了直接的经济回报这种角度以外，还有其他间接的不易量化的收益，比如视野的开拓、先进教育与文明的智慧交汇，这也要作为留学决策的评估依据。同时，出国留学是一种家庭行为，以家庭作为单元，这也决定了不能轻易用单一的维度来衡量收益问题。

　　要不要出国留学，是每个家庭面临的第一个思考，而何时出国留学又是另一个关键抉择。目前，我国海外留学“低龄化”现象明显。2016年数据显示，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本科生数量超过研究生，高中生甚至小学生群体都占有很大的比例。鉴于出国留学不仅是时间的赛跑，资本的比拼，更是机会成本的博弈，那么，出国留学是否要趁早？

　　对此，张恒瑞表示，出国年龄越低，经济成本越高，低龄留学并不适合所有人。首先，应考量是否有承担低龄留学的经济能力。其次，低龄学生个人是否有准确和真实的出国留学意愿。第三，是否有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包括小孩跟父母心理层面的准备以及孩子英语方面的准备等。

　　不同的目标导向，决定了“何时出国最适合”没有一刀切式的通用答案。“如果考虑今后移民，不妨尝试低龄出国，但是也应视个人情况以及国外适应状况而定”，熊易寒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再出国，此时的学生已经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出国留学学习知识，开拓视野，毕业之后无论是选择移民还是回国，会有更多选择，也是比较适合的。

　　中国教育越来越成为家庭行为，甚至由父母掌控，缺少子女的参与。在出国留学方面，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如何搭配，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熊易寒说，子女参与决策非常重要，然而现实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家长经常忽视孩子的参与，这将会导致孩子潜在的抵触行为，也容易让留学的计划产生了偏差。

　　张恒瑞则认为，现在中产家庭的父母有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更好的为子女作出成熟的决定，因此由父母来主导，同时子女也参与意见，相互搭配和组合，承担好各自的责任，可以使得出国留学逐渐趋向理性化。

　　从具体的方法论而言，对于出国留学的家庭而言，要对中外教育体系与理念的差异应该有合理的认知，这是一种必要的准备。中国教育习惯“抢跑”，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压力过大，而上大学后则开始“散养”。但国外则相反，国外教育是典型的分轨制。首先，重点学校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其次，国外大学阶段的学习压力以及学习积极性更高。

　　因此，在倾听与尊重孩子意见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国内外教育理念的差异，才有利于教育期望的最终达成。

　　最后，对于准备出国的学生以及家长来说，都需要做好配套教育的准备。张恒瑞建议，在出国之前应做好三方面准备：一是出国留学前要认真学习国内文化知识，为国外学习打下基础，特别是数理知识；二是外语的准备，不仅是词汇量，还要注重发音训练；三是尽可能的培养学生特长和个性完善，如体育运动，这对学生出国留学后融入当地文化及社群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财经」V课是《财经》杂志旗下聚焦于金融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全媒体社群产品，致力打造中产精英的知识课堂与分享社群，建立思想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