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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可谓有惊无险。法国结果显示民粹主义浪潮不再风高浪急，欧洲经济复苏表明英国脱欧冲击波被渐次消化，在摸索中前行的特朗普新政似也回归政治理性常态。然而在黑天鹅渐次落地之时，各种灰犀牛又开始显现，比如朝核危机、中美经贸冲突等等，会否成为新的风险点引发各方关注。

　　在经历了强力去产能和金融去杠杆之后，中国经济迎来了“春”，不过就宏观经济是否真正筑底，底部是否坚实，以及是否真正迎来新周期，各方尚未达成共识。此外，为避免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倒逼金融领域主动去杠杆成为阶段性政策主线，而美欧日渐次退出货币宽松也在无形中压缩中国货币政策腾挪空间。如何加强和协调监管，如何平衡监管与创新的矛盾，如何在强监管的紧缩效应下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如何在加强资本账户管制打击资本外逃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逐渐有序开放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倒逼资本脱虚入实的过程中避免引发滞涨，最终如何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等等，都考验决策层的定力和智慧。

　　十九大揭开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篇章，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寻求新变化，布局新增长，发力新业态，探索经济新模式，中国继续在充满复杂和矛盾的过程中前行。在人工智能产业浪潮日益兴起，移动互联网平台汇聚的经济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显现，以服务业勃兴为特色的经济结构优化和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产业升级正在展开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型、央地财权事权再明晰、国企改革深入推进、经济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亲清型政商关系构建进入新常态、创业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等等，都面临深刻的挑战，任重道远。

　　展望2018年，中国如何妥善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妥善应对中美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继续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如何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有作为，均广受关注。

　　2017年11月，《财经》年会将再度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8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2017年，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出企稳回升态势。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经济发展追求的已经不是速度，而是更加重视提质增效；“强刺激”已经不是市场想要的方案，通过深化改革来探寻经济内生动力，才是未来经济增长之道。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十年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从经济分化格局转为首次出现同步复苏态势：发达经济体整体走好，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改善，各国似乎都走向了一条复苏之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真正走出了金融危机，开始了新的周期？美联储加快货币紧缩、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复苏之路产生多大影响？

　　民营企业是中国发展奇迹的主角之一。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资源和驱动力。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财税政策变化和金融监管叠加，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展望未来，如何界定民营企业的经济和社会角色，消除其发展疑虑和现实障碍，避免在严格监管和鼓励发展的平衡中出现对民营企业约束矫枉过正；如何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和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形成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对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壮大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跃升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从1978年到201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到458.66万人。近些年，留学热更掀起一股狂潮，国际教育，尤其是出国留学，是一种中西方文化、智慧交汇与碰撞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国际教育在既定航线上，又将呈现哪些“新”维度？有哪些创新模式？全行业有何新的蓝图与秩序？把脉和预测当前中国留学现状与未来趋势，对当前 “留学热”现象进行理性解读，才能为家庭教育决策提供理性思考空间。

　　近几年来，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高歌猛进。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00多亿美元，投资活跃主体也从国企逐渐转向民企。但自2016年底以来，监管层对企业海外投资踩下急刹车，严控“非理性”海外投资，整顿力度之大、意志之坚决前所未有。逐利并寻求长远发展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目的，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企业的海外投资？企业又应如何在寻求资本回报与配合国家战略之间实现平衡？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历经了电子化、网络化、移动化的阶段后，金融科技的高效应用不仅在传统金融行业的业务模式、服务效率、用户体验上呈现了诸多创新，亦是改变了传统金融的生态环境。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已改善了行业的发展态势，金融科技领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求亦日渐迫切。海量数据的及时分析处理、个性化的需求满足、理性化的投顾服务、高效的风险预警与防控等问题，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得到良好的解决，将成为金融科技驱动经济新增长的关键。

　　国家利益要求有一个安全与稳定的金融体系。十九大后，如何进一步全面落实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金融改革和发展中重大问题的部署，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综合措施构筑起金融安全体系，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大议题。金融安全将通过何种路径得以实现？各项金融改革新举措的法律支持体系又将如何建设推进？

　　2015年始，银行不良贷款全面爆发，预计整个周期将超过10万亿。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又会引发局部不良贷款上升。如何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并将其重组和盘活,制定适合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为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一个丞待解决的问题。

　　伴随我国私人财富的快速增长，高净值人群通过信托、基金或离岸金融账户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行为更为活跃。我国早在2014年已承诺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RS)，2018年9月将完成第一次信息交换。CRS的出台使得高净值人群海外账户信息变得更加透明，可以减少隐匿资产逃避纳税义务的现象。为此，我国亟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及相应的国际反避税措施，同时建议并引导高净值人士对全球资产进行合理的税收安排。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档期、结构调整期，新常态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向高质量和高效益增长的模式转变。数字经济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构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重新塑造中国经济和区域竞争的格局。

　　强监管和再开放已经成为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随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综合监管得以加强，一行三会的监管权责将重新定位，监管理念由以往的重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转型。与监管重塑相伴，金融业对外开放也正在积极稳妥推动中，外资投资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占比将逐渐放开，这有利于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如何合理设计并创新制度安排，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业的重要任务。

　　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去年剧烈的波动后，随之而来的是2017年密集出台的调控措施。除了传统的限购、限贷、限价甚至限售等方式外，还有租售同权、共享产权等一系列新举措的尝试，旨在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建立“购租并举”的供应体系，探寻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本轮调控是否能使房地产市场走出“屡调屡涨”的怪圈，迎来了真正意义的拐点？大城市圈时代的来临对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走势有何影响？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健康相关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各方面资本积极涌入，市场潜力巨大。国家也把加快发展健康服务提升到“有效扩大就业、形成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抓手”的战略高度。作为朝阳产业，大健康相关产业目前仍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主体不到位、部门监管不力、产业个性化服务和市场细分不足等制约因素。大健康产业各领域间如何相互融合、跨越发展？政府、企业应该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

　　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代通信技术，5G将是一项通用底层技术，是引发信息革命风暴、万物互联的强力催化剂，在未来几十年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5G研发应用将会成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精准扶贫开发、实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重要举措。加快出台5G频率中长期规划，鼓励各种类型的企业平等参与5G技术创新，促进形成相关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国际合作，都是中国落地5G战略的重要举措。

　　2017年，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百花齐放的一年，在资本热潮的推动下，人工智能风口创造出大量新的产业、带来大量新的价值。国家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中国社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视和投入，增强国际竞争力。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人工智能要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但技术发展有其周期和规律，人工智能领域要避免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化，需要规避热钱和资源催熟个别行业和企业的现象。

　　11:10-12:00 《财经》智库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联合发布“中国不良资产行业排行榜”

　　自2012年第三季度起，银行业不良余额和不良率进入上升通道，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银行业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各类指标的退化速度并无减缓趋势，商业银行如何合理处置不良贷款已成为重要议题。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除采用传统处置方式和AMC交易外，还有一些不良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债转股等新型模式也值得探索。如何采用市场化资本运作手段，使不良资产恢复流动性、盈利性，用时间去换取盈利空间，应该成为处置不良资产的新重点。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少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双升态势，区域性金融风险逐渐加大，给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带来巨大市场空间。受银监会松绑地方AMC的政策利好影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迎来设立高峰。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比，地方AMC有其独特优势，但同时也存在融资渠道狭窄、处置能力尚缺、成立时间较短、行业经验不足等问题，为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中坚力量，地方AMC该如何发挥优势弥补不足？

　　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市更新成为城市改造、再生和复兴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化，境内发行公司债、成立房地产集合信托、资管计划、ABS等各类融资渠道均对房地产企业大幅收紧，这使得激进拿地的中小房企的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在中国市场可能出现因资金问题或违约而产生的不良资产的环境下，地产投资是“危”还是“机”？。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正呈现两大新动态：一是不少地方AMC选择增资；二是不少省份在谋划筹建第二家甚至第三家地方AMC。其背后动因源于不良资产供大于需的结构失衡，这意味着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将出现周期性机遇，而民间和国外资本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良资产不等于损失，而是有问题的资产。民间和国外资本如何参与对其进行有效处置，使其重新获得价值和流动性，取决于对市场的准确预期和处置手段的有效性。

　　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入应用，金融体系和商业模式发生重大变革，智慧金融的理念也随之诞生。发展智慧金融，推动资金更顺畅的流通、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安全的使用，对于建设宏观经济、推动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个人和企业用户，都具有重要意义。行业领导者将带大家走进智慧金融，解读智慧金融环境下的风险管理发展方向。

　　今天的不良资产处置已从传统的对抗性博弈走向合作性博弈，业务如何从限于某地走向全国，是自我逐步发展还是走合作之道？是全流程自我操作还是加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与有相对竞争力的外部团队合作？如何构建不良资产行业的外部合作体系并实现长期共同发展？